记者高敏现场播报：
7月27日，浙江省法学会组织了第二期浙江青年法学沙龙，围绕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来自法院、检察、律师等系统的法律实务工作者以及高校法学专家共30多人展开了一场“华山论剑”。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主线
讨论会一开始，省高院刑二庭副庭长陈增宝就给大家看了两幅图。对于第一幅图，有人说是美女腿，有人说是绅士脚；而第二幅，有人说，只看到了骷髅，有人说，其实在骷髅的眼睛里还有张女人的脸。
“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对于新修订的刑诉法，关键是看你带着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他说。
陈增宝认为，在新刑诉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主线贯穿始终，“这条主线反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重大价值的追求”。
比如，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就是个很显著的特点。但是，陈增宝也坦承，辩护权的问题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什么是辩护人的责任？比如说被告人自己是主张无罪辩护的，那律师有没有权去做罪轻的辩护？这里就存在独立辩护观方面的争议。”
新修订的刑诉法中最新引入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肯定，但是，不少人认为这条原则与“如实供述”义务在客观上存在一定冲突。关于不得自证其罪和如实供述的关系，金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晓辉认为，“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你有权拒绝回答相关的提问，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供述，那就必须如实供述”。
新刑诉法完善了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陈增宝说，它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当然也涉及到以人权保障为取向的制度设计。比如拘捕的条件和局部的程序更加明确和具体，人身自由进一步保障”。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邵劭表示，“强制措施中关于逮捕的修正，既有逮捕实质条件的细化，又原则性地规定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我个人认为好处很多”。她说，增加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就可以通过检察院的监督，实现对逮捕权的制衡。但她也认为这样的规定也存在不足，“首先，目前只是授权检察院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但没有程序性的规定； 其次，具体操作还需要配套的措施。”
非法证据排除做起来有点难 曾一度引起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广泛关注的，还有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的重大修改。陈增宝说，“新刑诉法对证据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位，明确了证据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只是一个材料，需要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也就是说，最后还是要靠法庭来定。这种概念性的突破反映出一种诉讼价值的转变。”
而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执行过程，很多法律实务工作者都表示会遇到很多困难。陈增宝说：“比如说我们讲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必须排除，刑讯逼供跟一般违法取证这个界限如何把握、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刑讯逼供的程度，这些问题有时候会存在争议。另外，有一些违规违法取证的行为可能大家都看到了，但需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他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省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童丽君说，非法证据的排除，观念上应立足于早发现、早排除。“但怎样排除，需要公安、检察、法院、律师的共同努力。首先是怎么发现；第二是怎么证明；第三是如果发现了，控辩双方怎么交流；第四，需不需公证；第五，法院认定上如果有疑问，怎样明确认定标准。这些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杭州余杭区检察院检察官陈曙光认为，刑讯逼供问题上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我个人认为，首先在客观上违反规定，其次犯罪嫌疑人自己的感受上来说他是受到伤害的，第三从世俗的观点看这种手段也是不合理的。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了，才能算刑讯逼供，否则只能认为是一般的违法违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