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西湖，背依青山。浙江省杭州市北山路97号，一幢古朴别墅，是栖霞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所在地，进入门厅，映入眼帘的是“法治社区、红色栖霞”8个红体大字，一张电脑桌前，社区律师金其飞正忙着接待周边居民的法律咨询。
法治社区如何得名？扎根社区11年的栖霞岭社区党委书记马丽燕近日热情地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我们辖区是‘五四’宪法起草地，除了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点，还联合杭州‘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等法治教育阵地，推动法治社区建设，让法治成为社区治理和群众生活的流行方式。”
2006年4月，浙江省委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率先开启了建设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自此成了全省上下的共同使命和责任担当。
2018年10月，浙江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成立，标志着“法治浙江”建设进入新阶段、驶入新跑道。
浙江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车俊说，“13年来，我们始终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法治浙江建设道路砥砺前行。站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全面履职的新起点上，我们要锚定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的目标，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努力把法治浙江的先行优势转化为领跑优势，使法治真正成为浙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新时代法治浙江建设谱好新篇走在前列。”
一张蓝图绘到底
浙江是经济发展的弄潮儿，也是法治建设的先行者。
13年来，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法治浙江建设道路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历届省委建立健全“一把手”总负责、党委牵头抓总的领导体制和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浙江党政主要领导率先垂范，厉行法治。
2017年6月，浙江省委举行全省党政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专题研讨班，省直部门和市县乡政府班子成员等近8000人参加培训。车俊作开班动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依法执政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不断深化依法执政实践。
2018年11月，浙江省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工作第九次联席会议暨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指出，行政争议预防化解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晴雨表”。要进一步健全组织领导、府院联动、监督评价和协同协作机制，使法治政府建设看得见、摸得着，可检视、可督查。
德清县人民法院借力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平台，通过府院、上下、区块“三联动”，实现行政争议源头、多元、实质“三化解”，共受理行政争议案件82件，化解47件，化解率57．32％，超半数诉前实质性化解。
自2013年浙江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标准以来，各地建立健全法治政府建设体制机制，衢州在全国首推行政机关合同管理“五统一”制度，即统一范本、统一编号、统一审查、统一备案、统一清理，并以此作为突破口，不断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提高政府公信力，被评为2018年度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考核先进单位。
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依法治省办主任王昌荣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新期望，坚决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浙江‘三个地’的政治优势，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推进工作，努力探索走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法治建设新路径。”
今年是《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5周年，作为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温州市金融办在全省率先推行“金融法治＋文化礼堂”复合型宣传教育工作新模式，让群众足不出户便可增强金融法治意识，公众知晓率从2014年的18．7％提升至目前的32．9％，民间融资综合利率逐年回落，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民间融资规范化管理的新路子。
10多年来，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12件，修改修订181件，废止18件，批准设区市及景宁等地报批法规253件，省政府共制定政府规章125件，对104件政府规章进行部分打包修改，基本形成了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比较完备的法规规章体系。
服务大局不停步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法治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让法治与改革相得益彰。
浙江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发源地、先行地。今年1月1日，《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正式施行，成为全国“放管服”领域首部综合性地方法规。如今，“最多跑一次”改革已成为法治浙江的金名片。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浙江已实现省市县三级“最多跑一次”事项100％全覆盖，实现率90．6％，满意率96．5％。
近年来，浙江省全力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政府，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浙江省司法厅深入开展打造最佳营商环境法律服务专项行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法治“十大专项活动”，形成惠企便民20条、企业“法律服务八法”。
“浙江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营商环境’理念，坚持把服务大局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使命，积极构建良法善治的社会环境，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精准法律服务。”浙江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司法厅厅长马柏伟说。
浙江省行政中心10号楼，俗称“政法楼”。走进“政法楼”228办公室，浙江省委依法治省办秘书处处长王钢告诉记者：“‘法治浙江’建设的制度框架体系已基本形成，四梁八柱均已搭好，关键是狠抓制度落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运用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省对市一级的考核中，法治建设占4分，相当于人均GDP指标的考核分值，各地党政负责人越来越重视法治建设。”
今年5月16日，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集体学习《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从浙江省工商局局长、湖州市委书记到宁波市市长，裘东耀始终拧牢法治之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如今，宁波项目审批效率居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政府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居全国前列，营商环境质量居全国城市第8位。
“温州好，别是一乾坤”。从1980年，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执照在温州诞生，燃起了市场经济的燎原之火，到崛起为独步天下的“温商群体”，同样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执法为民是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2019年，温州市推出“涉企免罚清单”，将柔性举措融入行政执法，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容错”支持，共梳理形成3290项内容的“涉企免罚清单”。
温州一广告公司就是这项举措受益者，他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一则广告，因未显著标明“广告”字样，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依法应当被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涉企免罚清单”，综合考虑当事人系首次涉及违法情节，且不会让消费者产生误解，最终决定给予责令改正，免予罚款处理，受到企业好评。
基层治理新动能
重视基层基础建设，是法治浙江建设的特色和优势。
浙江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法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动能，扎实推进固本强基工作。
最近，桐乡市荣星村致富带头人之一孙岳清，不用面签、不用担保，仅凭“三治融合”道德评判团的信用评议高分，就申请到一笔30万元的“三治信农贷”，1万元贷款每天利息不到1．8元，解了燃眉之急。
嘉兴是“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发源地，2017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今年7月开始，嘉兴每月确定一个主题，开展一次全市擂台赛，全面推进打造“三治融合”实践示范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2018年5月，浙江省政府率先出台县乡法治政府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培育一批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最佳实践”，突出给县乡政府法治建设“补短板”。
桐庐县从法治建设最薄弱环节入手，以分水镇一支队伍执法改革为抓手，努力解决乡镇事务多权力少、职能多手段少突出问题，理顺部门和乡镇执法职能边界，建立县乡案件移送、执法联动制度，加快构建乡镇治理新模式，提升乡镇依法治理水平。
“星星点灯”普法课堂、“普法阳光”工程、送戏送法下乡普法宣传、法律图书角……在玉环县大麦屿街道，各村（社区）法治宣传教育普及率已达95％，浓厚的法治氛围渗透到村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民主法治村建设是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载体，随着创建力度加大，一幅和谐秀美的民主法治村全景图已经生成。目前，全省共有县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27059个，覆盖率达90％以上，其中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1643个。
“法治浙江”建设的精耕细作，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之花香飘满园：从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全国首个法治指数、全国首个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全国首个法治文化礼堂到全球首个互联网法院，法治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从实体空间向互联网空间延伸，不断贡献崭新的智慧和力量。
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介绍，他们已受理各类互联网案件2．6万余件，审结近两万件，开庭平均用时和审理期限分别节约65％和25％，服判息诉率达97．27％，当事人自动履行率达97．44％，创新形成了“六平台三模式一体系”互联网法院建设的杭州样本，推动了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今年以来，杭州市委改革办把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作为民主法治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推广杭州互联网法院经验基础上，先后成立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和杭州互联网仲裁院，完善“互联网＋司法”程序规则，着力构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服务数字经济发展，让依法治理驶入“互联网＋”的快车道。
